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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〈記承天寺夜遊〉談蘇軾的遭遇與修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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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記承天寺夜遊〉屬隨筆式散文,僅短短八十三字,卻是融記事、寫景、抒情於一爐,情中有景,景中有情。全篇文字簡潔而富情趣,共分三段:第一段為記事,交代夜遊時間地點及原因;第二段為寫景;第三段為抒情,此段文字看似平淡,卻是重點所在。尤其是「但少閒人如吾二人耳」句中的「」字,東坡所要傳達的情意,如果不了解東坡寫此文之背景,及東坡的修為,就無法體悟它既含蓄又深遠,有歡愉、有落寞及其孤傲超脫的情懷。蘇軾才氣縱橫,且富愛國愛民的抱負情懷,因而時常寫文章詩歌批評朝政,特別是針對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,更提出嚴厲的抨擊,因此得罪了王安石等新政人士,尤其那群想討好王安石以鞏固權位的小人。元豐二年,御史何正臣、李定等人,以東坡的〈湖州謝表〉〈山村〉〈八月十五日看潮〉〈戲子由〉等詩中,斷章取義為罪證,彈劾他「怙惡不悛、語言狂悖、行事詭偽、怨君不用己」四大罪狀,說他「愚弄朝廷,譏切時事,妄自尊大」,奏請皇上治他的罪,這就是著名的「烏臺詩案」。「烏臺詩案」其實是御史們從蘇軾的詩中斷章取義,強加之罪。像「讀書萬卷不讀律,致君堯舜知無術」,本意是指自己沒讀通法律相關的書,以致無法輔佐皇帝成為堯舜般的聖人,然而卻被曲解為諷刺皇帝沒能以法律教導監督官吏;由於這些扭曲指控,將東坡判刑入獄。幸朝廷幾位大臣上書營救,神宗亦憐之,方保性命,經百餘日牢獄折騰,於元豐三年被貶謫黃州,擔任無實權的黃州團練副史,還在官銜上「本州安置,不得簽書公事」,意思是不可擅離安置所在的黃州,也不可簽辦公文。

所以「但少閒人如吾二人耳」句中這個「閒」字他告訴我們:一者,他此刻的處境是「閒人」,沒事辦,很「悠閒」;二方面,也寬慰自己與朋友張懷民,有順處逆境的智慧,才有閒情逸致,欣賞體驗夜遊的美景與悠閒;再者,也暗諷一般世人鑽營奔走,汲汲於功名富貴,而與大自然美景絕緣的人。

至於第二點 -「順處逆境」的智慧,則要從東坡的「修為」來了解。蘇軾的思想以儒家為本,且博覽釋道兩家典籍,因此不僅有儒家思想,而且還有老莊思想,同時受佛教影響也深,他也常與道釋者為友(與錢道人以及佛印等和尚交遊),參悟禪理,終身不絕,(特別是他到黃州之後,融會儒釋道三家為一體的思想風貌,在他身上更日益明顯)。其中老莊哲學在蘇軾的生活歷程中,有時使他脫離現實的消極作為,有時又使他產生堅決抗拒流俗的積極作用。他的思想特點是主儒術而不迂腐,滲佛老而不沉溺。也就是說他摻合儒家忠君愛國思想,道家因任自然、同死生、輕去就的思想,還有佛家的自我解脫的思想。[1]因此在他貶謫黃州,甚至後期的惠州、海外時期,這些思想都成為他在那個艱險、困苦環境中的一種自我解脫、曠達樂觀的精神武器,幫助他對付現實對他的重重迫害,並堅持著對美好事物的追求。東坡書是讀通了,所以能蘊育他擁有透徹通曉事理的睿智,和善於變換角度看問題的聰明,這也就賦予了他解脫憂患,和識透「天命」,經常保持樂觀的非常人所能及的能力。例如〈水調歌頭〉「人有悲歡離合,月有陰晴圓缺,此事古難全。」他深深認識到「難全」是世間萬物的規律,因此便轉換「角度」地看待和處理人生種種問題,從種種缺憾的煩惱人世中,勉力尋求可能獲取的快樂和生趣。在〈前赤壁賦〉中他用「變」與「不變」兩個角度來消釋「悲哀」,心境馬上「不知東方既白」[2]地除暗為明。我們讀他的〈定風波〉更能體悟出他「善於變換角度,看待人生、轉換心情」。

 

長羨人間琢玉郎,天應乞與點酥娘。自作清歌傳皓齒,風起,雪飛炎海變清涼。  萬里歸來年愈少,微笑,笑時猶帶嶺梅香。試問嶺南應不好?卻道,此心安處是吾鄉。[3]

 

就是他能看透並擁有這種「此心安處是吾鄉」的處世態度,所以能隨時變換角度看人生,既不像賈誼不得志的痛哭流涕,也不像柳宗元早期的「居是州恆惴慄」,在困躓貶謫艱苦的生活中,仍然懷抱著對於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渴望,與寬廣的胸懷和通達的態度面對人生。也因而形成為我們所熟悉的這位:既憂患人生,又熱愛生命;既嚴肅執著,又豁達樂觀的可愛東坡形象。[4]余秋雨在《山居筆記•蘇東坡突圍》也讚許東坡說:「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,… 一種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,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苦的大氣…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,…。」[5]。懂了這些,就較能真正體悟東坡這句話的情意。[6]在年輕人挫折忍受度越來越差,稍遇挫折就尋短見、自我放棄的今天,加上經濟不景氣,東坡這種善處逆境的修為,是應該大力闡揚的。所以這方面的情意教學,是急需大力呼籲推展的,這也是筆者何以會以此文題當論文的原因所在,期能拋磚引玉,引起國文同道的重視,為增強時下青少年「善處逆境」的能力而努力。

 

 


 

[1] 參見程千帆等著《兩宋文學史》〈第四章蘇軾在文學史上的貢獻〉頁138-145。高雄麗文文化1993年。這本書是大陸南京大學出版,張高評先生協助在台發行,內容是以作家作品為研究礎石,以考證疏理作立說依據,對兩宋文學之演進趨勢、文化背景、文人心態,可謂淋漓盡現。

[2] 東坡〈赤壁賦〉最後一段「客喜而笑,洗盞更酌,肴核既盡,杯盤狼藉。相與枕藉乎舟中,不知東方既白。」其實「洗盞更酌」的「洗盞」已藉「洗」的動作來象徵情緒的改變。

[3] 這一闋詞是為王鞏的侍妾柔奴而作,王鞏因受烏臺詩案牽連,貶嶺南,柔奴同行五年始歸,軾見柔奴非但不憔悴,反「萬里歸來年愈少東坡問嶺南如何?想不想家?柔奴答:「為何想家,此心安處,即是吾鄉。」東坡即以此為題寫下這首輕快風趣的〈定風波〉。當然東坡也藉此詞來表達他「隨遇而安、吾往不快的處世態度」。

[4] 朱榮智在〈中國傳統文人的三種生命情調〉中歸結說:「歸結中國傳統文人的生命情調,有屈原的悲壯,有陶淵明的閒適,有蘇東坡的豪邁。面對人生的苦難,屈原是『認』了,陶淵明是『逃』了,蘇東坡是『轉』了。屈原是直接去碰撞,所以對人生『絕望』;陶淵明追尋自己的自由,因為對人生的『失望』;蘇東坡並不執著於名利和得失,他依然懷抱人生的『希望』。」參見《國文天地》1611期,頁4854,民904月。

[5] 參見余秋雨《山居筆記•蘇東坡突圍》頁110111。台北爾雅民84年。

[6] 參見許仁圖主編《新編中國文學史二》頁447-451;高雄復文書局1989年。張高評主編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四期》頁257-270,大陸學者楊海明〈蘇軾睿智文人的人生感悟與處事態度〉。